薄一波姐姐早逝，他从监狱出来后引导外甥参加革命，外甥后来如何

【1949年9月13日】“电，今晚一定要亮！”王自勉拍着石景山发电厂的旧式配电柜，声音透着倔强。这座华北最大的电厂因为6号机组故障，北京城陷入黑暗，掌控全局的正是这位三十五岁的党支部书记。谁能想到，眼前这位满身机油的干部，十几年前还是忐忑地跟在二舅薄一波身后的少年。

北京恢复供电用了整整三天。故障排除那一刻，变电站灯火骤明，同事们欢呼，王自勉却只是用袖口抹去汗水：“寄到中南海的那封信，得赶紧补充几句新情况。”八月下旬，他刚向毛主席报告修复方案，如今的最新进展必须第一时间上报——这是薄一波教给他的工作习惯：讲真话，报实情，务实不拖。

时间倒回到1919年太行山脚下的定襄小村。薄家二儿子薄书存呱呱坠地，母亲六天后下地干活，襁褓里的孩子交给了6岁的姐姐书贤。乡亲们说“长姐如母”，书贤一句“我看着弟弟”，此后十余年不离左右。弟弟去学堂，她守在财神庙口等；弟弟闹着踢毽子，她把纸坊边角料扎成纸毽；弟弟爱读书，她把半旧线装书藏在围裙里带回家。儿童的天真与艰难生活在她身上奇异并存。

1926年前后，薄一波就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，秘密参加共产党，阎锡山的通缉令接踵而至。为了弟弟的安全，已出嫁四里的书贤带着孩子搬回娘家。夜里，微弱的煤油灯下，她常用身子挡住窗口，生怕灯光泄露弟弟踪迹。七岁的长子不解：“二舅为啥白天不出门？”书贤抬手止住他，“记住，谁问也别说二舅回来了。”此情此景，王自勉后来回忆，多年后仍心口一紧。

1931年，薄一波奉命北上，被捕关押草岚子监狱。薄家只收到一句话：“人在，勿念。”书贤却夜夜无眠。1936年10月，因产褥热高烧，她弥留之际拉着长子手唤“书存”，哭着说：“娘俩怕是再见不到二舅喽。”十余天后，薄一波带着土灰色囚衣赶回，跪在灵柩前，泪水浸透毛毡。守灵一夜，他一句话不说，只对外甥轻轻拍肩：“跟我走。”

走出村口时，16岁的“龙治”改名“自勉”。薄一波笑着解释：“自强自励，靠自己。”那一年，他把全部积蓄换来两件粗布衬衫，其中一件交给侄儿，另一件送给方才出狱的王若飞。王若飞提笔写下“自勉”二字，少年攥着纸，指尖发烫——这张纸后来夹在他随身的工兵铲套里，陪过枪林弹雨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王自勉在“牺盟会”掩护下送书、通讯、运情报；又进决死队，在太行山打了第一场遭遇战。枪声密集，他顶着第一次上阵的恐惧，嚇得手心冒汗，却死死守住阵地。入夜收队时，他深呼吸：“怕归怕，但也得扛。”回延安后，抗大课堂上有人问他最敬佩谁，他答：“毛主席和我二舅。”同学笑他“情感加政治”，他倒不辩解，只说“都是领路人”。
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党中央派他去邯郸接收工矿。面对废弃的车间、散乱的零件，他写信向薄一波求教。回信只有一句：“依靠工人。”简单，却击中要害。于是，他把第一批党小组建在生产一线，跟工人同吃同宿，既抓技术也抓思想。塌机事故发生时，这支队伍顶住了舆论压力，边抢修边给群众解释，“机器坏了，人心不能散。”后来，彭真批示“请王自勉进京”，北京供电遂在乱中有序。

1951年9月12日，毛主席亲笔回信到了石景山。王自勉小心展开，只见墨迹遒劲。人群围观，他却把信折好塞进上衣兜，低声说：“行了，干活去。”晚上，值班工人听见他念叨：“主席说‘迅速而正确’，咱得对得起这四个字。”那晚夜色很深，厂区汽笛突然短促一声长鸣，像是在回应什么。

进入六十年代，王自勉调任电力工业部，随后转地方。生活并不宽裕，他仍坚持工资里拿出一成捐希望工程。子女劝他“留点老本”，他摆手：“读书这事，穷过的人最懂。”七十岁那年，他把毛主席回信原件交给中央文献研究室，只留下影印件，说“文献归党，比在我抽屉里强”。家人暗自惋惜，他笑道：“留墨宝不如留个清白。”

1994年冬，老人弥留，嘱托简短：“党费别忘交。”组织来人慰问，问家属有何要求，孩子们摇头。整理遗物时，唯一厚重的是那本只写到“抗大毕业”便戛然而止的回忆录，稿纸边角还钉着早年那张“自勉”墨迹。子女抚卷无语——父辈的故事，后人有责任续写。

薄一波晚年提及外甥，说的最多一句是：“自勉没让我失望。”两家相距不过一城，春节探望已成惯例。有人问王家人“薄老威望那么高，你们可曾托事？”回答仍旧一个字：“无。”在他们看来，这份纯粹比任何资源都值得骄傲。

倘若掰开来看，王自勉的传奇似乎缺少宏大标题：没有将星，不挂省部级高位，也不以财富闻名。然而，正是这样一段从太行小院到首都机房的脉络，串起了书贤的母爱、薄一波的信念与新中国工业的一束电光。轰鸣的发电机里，闪烁的并不只有电能，还有那句响亮的自勉——“怕归怕，也得扛。”